每一位医生在临证的时候，其实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换一句话说，就是自己思考问题的总体模式，这一方式决定了医生临证的处方特点，即风格。我跟随朱老师两年有余，想试着总结一下老师的临证思维特点。

方证相对

证候，简称证，是中医学的特有概念。朱师认为，辨证论治作为中医临床的一大特色，使得“证”成为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核心所在。《中医基础理论》中指出，证候是机体在病因作用下，机体与环境之间以及机体内部各系统之间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是一组特定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反映疾病过程中一定阶段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揭示了病因、病性、病位、病机和机体的抗病反应能力等，为治疗提供依据，并指明方向。朱师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于“证”的认识而形成的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经历了理论（初始）—临床实践—理论（更高级阶段）这样一种螺旋式提高的过程，其中必然有其对人类生命及疾病认识的正确内涵，同时，经过了二千多年沉淀的经典方剂必然存在其确切的临床疗效。因此朱师在临床辨治中重视对经典方剂的运用。在跟朱老师门诊的过程中，其处方处处可以看到经典方剂的影子。

但在运用经典方剂时，朱师似乎又对“证”的识别有其独特之处，朱师临证不讲求望、闻、问、切四诊与“证”的全面吻合，常择四诊中一二见症即定证选方，我对老师的这一辨治特点一直找不到一个十分恰当的词汇来总结，自觉这一辨治思维特点与近年来中医界兴起的“方证相对”的研究有不谋而合之处，故借用“方证相对”一词来描述。“方证相对”，对其蕴意最简捷、最能够被接受的诠释，似乎可以理解为它是某方应用的基本临床指征或证据，它所反映出来的是具有纠正某病在特定阶段时患病人群某些综合性的病理状态能力的“证质”，这既不是理论上的假定推导，更不是源自于现代药理研究的实验动物数据，而是在长期的中医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带有客观规律性质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一特点，朱师辨证常是以点带面，纲举目张，临证非常实用。

比如对眩晕的辨治，朱师基本是以天麻钩藤饮和知柏地黄丸为基本用方加减化裁，来辨治各种眩晕；对肢体偏瘫无力为不诉的中风后遗症患者，朱师以补阳还五汤为基本方进行辨治；对汗证的治疗，朱师则以桂枝汤或当归六黄汤为基本方进行辨治，此外还有丹栀逍遥散、四逆散、越鞠丸等组方在朱师的临证中都有其一定的辨治领域。

这种辨治思维方式，使得医生在临证时胸有成竹，以不变应万变，也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